方山洞玄观与葛仙公关系小议

郭武

一

    洞玄观位于南京江宁方山（天印山），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道观。据南朝陈顾野王编《舆地志》记载，该观乃三国时期吴帝孙权为仙公葛玄建造。《舆地志》今已亡佚，但唐宋文献多引用之，如唐许嵩撰《建康实录》卷二注引其文曰：“赤乌二年，（孙权）为（葛）玄于方山立观。”宋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则言此事在赤乌三年：“洞玄观在方山南，《舆地志》：‘吴赤乌三年，为葛玄子方山立观。’后玄白日升天，今方山犹有煮药铛及药臼在。”该观在宋代曾为避讳而改名“崇真观”，元至正年间毁于兵火，明代重建时“仍如洞玄初额”，清代以后逐渐废弛。2012-2013年，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曾两次对其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南朝时期的瓦当、器物和神像残件。目前，南京市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等单位已在遗址附近恢复重建了灵官殿、葛仙殿及三清殿等建筑。

    有关洞玄观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除了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孙齐博士《唐前道观研究》等一些论著偶有提及外，专题的研究仅有《大众考古》上面的两篇报告，以及王志高教授的《关于南京方山洞玄观的若干问题》一文。王志高《关于南京方山洞玄观的若干问题》运用各种史料，对方山洞玄观的创立及发展进行了考证，认为：洞玄观由吴大帝孙权为葛玄所立只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可能是南朝道教灵宝派道士或葛氏后人杜撰；该观实际上始创于南朝，可能即梁代天印山之崇虚馆，并成为道教灵宝派之祖庭，其改名“洞玄观”或为唐代之事。王文的梳理与论述颇为精到，但也有不少地方需要商榷（详下）。

二

    与方山洞玄观有关的葛仙公，是三国时期的著名道士，本名玄，字孝先，丹阳句容人。据东晋葛洪《神仙传》记载，葛玄曾从仙人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经，又勤奉斋科，感太上老君与太极真人降天台山授之《灵宝》诸经，后再得授《大洞》诸经及上清、灵宝、洞神、太一、涂炭等斋法，“尤长于治病收劾鬼魅之术，能分形变化。吴大帝要与相见，欲加荣位，玄不枉，求去不得，待以客礼”。南朝陶弘景曾撰《吴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则称：“吴初，左元放（慈）自洛而来，授公白虎七变炉火九丹，于是五通具足，化逛无方。孙权虽爱赏仙异，而内怀精害，翻瑛之徒皆被挫斥，敬惮仙公动相咨禀。公驰涉川岳，龙虎卫从，长山、盖竹尤多去来，天台、兰风是焉游憩。”其他道经对葛玄也有很多记载，如《元始上真众仙记》曰：“葛玄受金阙君命，为太极左仙公，治盖竹山，又在女几山，常驾乘虎骑也。”《道教义枢》又引《八威召龙神经》云：“徐来勒等三真，以己卯年正月一日日中时，于会稽上虞山传仙公葛玄。玄字孝先，于天台山传郑思远、吴主孙权等。仙公升天，合以所得三洞真经，一通传弟子，一通藏名山，一通付家门子孙。”明代张宇初撰《道门十规》更以葛玄为继张天师之后弘扬道教的关键人物，其曰：“迨我祖天师立教于东汉，葛仙公、许旌阳演派于吴晋，曰教则有正一、全真之分，曰法则有清微、灵宝、雷霆之目。非究源以求流，必忘本以逐末。”

    对于葛仙公的研究，多见有关灵宝经的研究成果中，如日本大渊忍尔、小林正美，美国柏夷（Stephen Bokenkamp），以及中国王承文、吕鹏志、刘屹、王浩月等人的著作。专门的研究成果，则有名古屋大学神塚淑子撰《六朝灵宝经中的葛仙公》一文，以及中国学者邹毅、袁志鸿、宁明伦、倪定胜、陈刚俊等人的文章。不过，上述成果均未对葛玄与洞玄观的关系进行讨论。

三

    王志高教授《关于南京方山洞玄观的若干问题》一文否认葛玄与洞玄观的关系，认为洞玄观由吴帝孙权为葛玄建立只是一个传说，该观实际上始创于南朝。其主要理由，一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般史籍乃至葛洪、陶弘景的著作也只字未提此事，这就不能不令人对这个传说产生怀疑；二是南朝《舆地志》虽然记载了孙权为葛玄立观之事，但是“这些记载都比较简略，且引文中立观年代有‘赤乌二年’和‘赤乌三年’的差别”；三是从早期道教建筑的名称演变看，汉代修道之所称“治”，至晋则称“庐”或“治”或“靖”，“观”之名称初用于北朝，故“‘洞玄观’之名不可能是孙吴所起”；四是2012-2013年南京大学对“洞玄观遗址”的发掘，“考古所获未见孙吴时期的任何遗物，其最早遗存为南朝时期的挡土石墙遗迹及莲花纹瓦当”。不过，我却以为上述几点理由都有需要商榷之处。

   首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般史籍乃至葛洪、陶弘景的著作“只字未提此事”，并不能成为否定孙权为葛玄立观的理由。因为，史籍之记事与否不仅与其事在当时人们眼中的“价值”大小有关，而且与史家个人的喜好、选择有关，我们不可以“一般史籍”有无记载为判断事实是否存在之依据，因为史籍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全部记录下来。况且，葛洪、陶弘景的著作实际上已经提到了葛玄与孙权有着交往，只不过没有具体地提及“立观”之事而已，或许在葛洪、陶弘景这类宗教家的眼里，宣扬神异、传授道法或道经才是最值得书写的事情，而“立观”的重要性则在其次。

　　其次，南朝地理学家顾野王编《舆地志》弥补了葛洪、陶弘景的记录缺失，其记孙权曾为葛玄“于方山立观”，本来可以作为“一般史籍”记载的直接证据，但王志高教授却以“这些记载都比较简略，且引文中立观年代有‘赤乌二年’和‘赤乌三年’的差别”为由，否定了孙权为葛玄“立观”之事，这实在有些牵强。因为“简略”记载并不等于“没有”记载，至于“‘赤乌二年’和‘赤乌三年’的差别”，就连王志高教授也认为“显然是因‘二’‘三’两字形近在传抄过程中形成的”，更不可作为否定理由。事实上，《四库全书》本《建康实录》与《景定建康志》所引，一为《地舆志》而一为《舆地志》，这也同样是在传抄或刻印过程中形成的讹误；如果不承认这种常见的讹误，则两本书的同时记载岂不更能证明“立观”之事？

　　第三，学界有关道教“治”、“庐”、“靖”、“观”等的时代划分，实际上仅是指主流情况而言，诸种名称与不同时代的“对应”并非绝对的，“观”之名称也不是北朝开始使用。道教宫观之“观”（guàn），本意为“观望”之“观”（guān），如终南山楼观即因关令尹喜在此“结草为楼，观星望气”而得名。三国时期，皇家已经多用“宫观”之名，如《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载：“(三年)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又载：“四年春二月，太白复昼见，月犯太白，又犯轩辕，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三国志补注•魏书•武帝纪》则引《洛阳记》曰：“平乐园，魏明帝造，即平乐观之地也。”《三国志补注•魏书•韦诞传》注引《三辅决录》又曰：光禄大夫韦诞善书，“洛阳、邺、许三都宫观始就，命（韦）诞铭题以为永制”。而刘宋道士陆修静在庐山的隐居处，亦同样被称为“简寂观”。是故，不可谓三国时期尚无“观”之名称。

　　第四，王志高教授谓南京大学2012-2013年对“洞玄观遗址”的考古发掘，“所获未见孙吴时期的任何遗物，其最早遗存为南朝时期的挡土石墙遗迹及莲花纹瓦当”，看似非常有力，实则颇需商榷。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即这个“遗址”是否确实属于“洞玄观”？如果“遗址”所属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则“所获未见孙吴时期的任何遗物”就不能成为否定孙权曾为葛玄“立观”的理由。考《建康实录》及《金陵玄观志》等书，可知三国以来方山尚建有玉清观、玉虚观、岩栖观等其他道观，如《建康实录》记梁代大同元年此地曾置“岩栖观，去（上元）县东南六十里，（唐）贞观六年并入洞玄观。”《金陵玄观志》又记玉虚观：“在郭城上方门外，东城方山，去所统朝天宫五十五里、洪武门五十里。东吴时建，茅屋。（南）唐保大间始构殿宇，万历十三年重修。”该观所领小庙有龙都东岳庙，距玉虚观十里，明代正统年间建，万历十三年重修。对方山的这种道观并存情况，王文亦有“方山及周边地区的其他道观”一节予以说明。但对于“遗址”是否确属“洞玄观”这一问题，王文并没有进行讨论，仅据《大众考古》上《南京江宁方山南坡洞玄观遗址》一文就以为“所获未见孙吴时期的任何遗物”。笔者查阅了《南京江宁方山南坡洞玄观遗址》一文，其内容确实没有提及孙吴遗物，仅罗列了南朝时期的一些瓦当、器物和神像残件，但是，该文也没有提及出土文物中有涉及“洞玄观”的证据。为此，笔者曾询问目前担任江苏省道教协会副会长、南京方山洞玄观主持的孙敏财道长，并请他向当时发掘该“遗址”的考古工作人员查询：出土文物中是否有涉及“洞玄观”的直接证据？孙敏财道长给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此看来，南京大学2012-2013年对该“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是否可以挂在显赫一时的“洞玄观”名下？实属一件颇值怀疑的事情。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总之，笔者认为：南京方山洞玄观与三国隐士葛仙公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否定，王志高教授以为洞玄观由吴帝孙权为葛玄建立只是一个传说，该观实际上始创于南朝的理由，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之处。虽然进一步的研究尚待来日，但笔者希望此文能对认识早期道教的分布状况有所裨益，同时引起学界对于方山洞玄观以及南京地区道教的研究兴趣。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许多疑问会变得愈加明白。

(“首届中国宗教史论坛”论文。作者郭武，云南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建康实录》卷二《吴•太祖下》，《四库全书》本。按：《舆地志》在该版本书中实作“《地舆志》”。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五《祠祀志二•宫观》，《四库全书》本。

《金陵玄观志》卷八，《中国道观志丛刊》本。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孙齐：《唐前道观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4年）。

 刘岳云：《仙丹仙人，故洞玄观》，南京：《大众考古》，2013年3期。贺云翔、周桂龙：《南京江宁方山南坡洞玄观遗   址》，南京：《大众考古》，2014年8期。

 王志高：《关于南京方山洞玄观的若干问题》，太原：《史志学刊》，2016年5期。

《神仙传》卷八，《四库全书》本。

《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见《华阳陶隐居集》卷下，《道藏》本。另，陶弘景编《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又载：“太极左   仙公葛玄，吴时下演灵宝，下为地仙。”《道藏》本。

《元始上真众仙记》，《道藏》本。

《道教义枢》卷二《三洞义第五》，《道藏》本。

《道门十规》，《道藏》本。

 神塚淑子：《六朝灵宝经に見ぇる葛仙公》，见麦谷邦夫编《三教交涉论丛》(京都：道气社,2005 年)。

 另，该文又有钦伟译中文版，见成都《宗教学研究》2007年3-4期。

 邹毅：《葛玄与铅山葛仙山》，北京：《中国道教》，1994年1期。袁志鸿、宁明伦：《葛玄——灵宝派在铅山玉虚观的传   承》，北京：《中国道教》，2000年5期。倪定胜：《葛玄、葛仙庵及其它》，南京：《江苏地方志》，2003年3期。陈刚俊：《葛玄浙东行迹考述》，南昌：《农业考古》，2017年2期。

 详见王志高撰《关于南京方山洞玄观的若干问题》第一部分“洞玄观始创于南朝”。

《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九天仙伯文始先生无上真人》，《道藏》本。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四库全书》本。

《三国志补注•魏书•武帝纪》，《四库全书》本。

《三国志补注•魏书•韦诞传》，《四库全书》本。

《茅山志》卷十，《道藏》本。

《建康实录》卷十七《梁•高祖武皇帝》。

《金陵玄观志》卷九。

 贺云翔、周桂龙：《南京江宁方山南坡洞玄观遗址》，南京：《大众考古》，2014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