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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洞玄观与葛仙公关系小议

时间:2018-9-25 9:26:42   作者:佚名   打印本文  点击:309

方山洞玄观与葛仙公关系小议

郭武

    洞玄观位于南京江宁方山(天印山),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道观。据南朝陈顾野王编《舆地志》记载,该观乃三国时期吴帝孙权为仙公葛玄建造。《舆地志》今已亡佚,但唐宋文献多引用之,如唐许嵩撰《建康实录》卷二注引其文曰:赤乌二年,(孙权)为()玄于方山立观。宋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则言此事在赤乌三年:观在方山南,《舆地志》:‘吴赤乌三年,为葛子方山立观。’后白日升天,今方山犹有煮药铛及药臼在。该观在宋代曾为避讳而改名“崇真观”,元至正年间毁于兵火,明代重建时仍如洞玄初额,清代以后逐渐废弛。2012-2013年,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曾两次对其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南朝时期的瓦当、器物和神像残件。目前,南京市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等单位已在遗址附近恢复重建了灵官殿、葛仙殿及三清殿等建筑。

    有关洞玄观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除了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孙齐博士《唐前道观研究》等一些论著偶有提及外,专题的研究仅有《大众考古》上面的两篇报告,以及王志高教授的《关于南京方山洞玄观的若干问题》一文。王志高《关于南京方山洞玄观的若干问题》运用各种史料,对方山洞玄观的创立及发展进行了考证,认为:洞玄观由吴大帝孙权为葛玄所立只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可能是南朝道教灵宝派道士或葛氏后人杜撰该观实际上始创于南朝,可能即梁代天印山之崇虚馆,并成为道教灵宝派之祖庭,其改名洞玄观或为唐代之事王文的梳理与论述颇为精到,但也有不少地方需要商榷(详下)。

 

    与方山洞玄观有关的葛仙公,是三国时期的著名道士,本名玄,字孝先,丹阳句容人。据东晋葛洪《神仙传》记载,葛玄曾从仙人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经,勤奉斋科,感太上老君与太极真人降天台山授《灵宝》,后再得授《大》诸经及上清灵宝洞神太一涂炭等斋法尤长于治病收劾鬼魅之术,能分形变化吴大帝要与相见,欲加荣位,玄不枉,求去不得,待以客礼”。南朝陶弘景曾撰《吴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则称:吴初,左元放()自洛而来,授公白虎七变炉火九丹,于是五通具足,化逛无方。孙权虽爱赏仙异,而内怀精害,翻瑛之徒皆被挫斥,敬惮仙公动相咨禀。公驰涉川岳,龙虎卫从,长山、盖竹尤多去来,天台、兰风是焉游憩。其他道经对葛玄也有很多记载,如《元始上真众仙记》曰:“葛玄受金阙君命,为太极左仙公,治盖竹山,又在女几山,常驾乘虎骑也。”《道教义枢》又引《八威召龙神经》云:“徐来勒等三真,以己卯年正月一日日中时,于会稽上虞山传仙公葛玄。玄字孝先,于天台山传郑思远、吴主孙权等。仙公升天,合以所得三洞真经,一通传弟子,一通藏名山,一通付家门子孙。”明代张宇初撰《道门十规》更以葛玄为继张天师之后弘扬道教的关键人物,其曰:“迨我祖天师立教于东汉,葛仙公、许旌阳演派于吴晋,曰教则有正一、全真之分,曰法则有清微、灵宝、雷霆之目。非究源以求流,必忘本以逐末。”

    对于葛仙公的研究,多见有关灵宝经的研究成果中,如日本大渊忍尔、小林正美,美国柏夷(Stephen Bokenkamp),以及中国王承文、吕鹏志、刘屹、王浩月等人的著作。专门的研究成果,则有名古屋大学神塚淑子撰《六朝灵宝经中的葛仙公》一文,以及中国学者邹毅、袁志鸿宁明伦、倪定胜、陈刚俊等人的文章。不过,上述成果均未对葛玄与洞玄观的关系进行讨论。

 

    王志高教授《关于南京方山洞玄观的若干问题》一文否认葛玄与洞玄观的关系,认为洞玄观由吴帝孙权为葛玄建立只是一个传说,该观实际上始创于南朝。其主要理由,一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般史籍乃至葛洪、陶弘景的著作也只字未提此事,这就不能不令人对这个传说产生怀疑;二是南朝《舆地志》虽然记载了孙权为葛玄立观之事,但是“这些记载都比较简略,且引文中立观年代有赤乌二年赤乌三年的差别”;三是从早期道教建筑的名称演变看,汉代修道之所称,至晋则称”,“之名称初用于北朝,故洞玄观之名不可能是孙吴所起;四是2012-2013年南京大学对“洞玄观遗址”的发掘,“考古所获未见孙吴时期的任何遗物,其最早遗存为南朝时期的挡土石墙遗迹及莲花纹瓦当”。不过,我却以为上述几点理由都有需要商榷之处。

   首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般史籍乃至葛洪、陶弘景的著作“只字未提此事”,并不能成为否定孙权为葛玄立观的理由。因为,史籍之记事与否不仅与其事在当时人们眼中的“价值”大小有关,而且与史家个人的喜好、选择有关,我们不可以一般史籍”有无记载为判断事实是否存在之依据,因为史籍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全部记录下来。况且,葛洪、陶弘景的著作实际上已经提到了葛玄与孙权有着交往,只不过没有具体地提及“立观”之事而已,或许在葛洪、陶弘景这类宗教家的眼里,宣扬神异、传授道法或道经才是最值得书写的事情,而“立观”的重要性则在其次。

  其次,南朝地理学家顾野王编《舆地志》弥补了葛洪、陶弘景的记录缺失,其记孙权曾“于方山立观”,本来可以作为一般史籍”记载的直接证据,但王志高教授却以“这些记载都比较简略,且引文中立观年代有赤乌二年赤乌三年的差别”为由,否定了孙权“立观”之事,这实在有些牵强。因为“简略”记载并不等于“没有”记载,至于“赤乌二年赤乌三年的差别”,就连王志高教授也认为显然是因’‘两字形近在传抄过程中形成的”,更不可作为否定理由。事实上,《四库全书》本《建康实录》与《景定建康志》所引,一为《地舆志》而一为《舆地志》,这也同样是在传抄或刻印过程中形成的讹误;如果不承认这种常见的讹误,则两本书的同时记载岂不更能证明“立观”之事?

  第三,学界有关道教”、“”等的时代划分,实际上仅是指主流情况而言,诸种名称与不同时代的“对应”并非绝对的,“之名称也不是北朝开始使用。道教宫观之“观”(guàn),本意为“观望”之“观”(guān),如终南山楼观即因关令尹喜在此“结草为楼,观星望气”而得名。三国时期,皇家已经多用“宫观”之名,如《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载:“(三年)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又载:“四年春二月,太白复昼见,月犯太白,又犯轩辕,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三国志补注•魏书•武帝纪》则引《洛阳记》曰:“平乐园,魏明帝造,即平乐观之地也。”《三国志补注•魏书•韦诞传》注引《三辅决录》又曰:光禄大夫韦诞善书,“洛阳、邺、许三都宫观始就,命(韦)诞铭题以为永制”。而刘宋道士陆修静在庐山的隐居处,亦同样被称为“简寂观”。是故,不可谓三国时期尚无“观”之名称。

  第四,王志高教授谓南京大学2012-2013年对“洞玄观遗址”的考古发掘,“所获未见孙吴时期的任何遗物,其最早遗存为南朝时期的挡土石墙遗迹及莲花纹瓦当”,看似非常有力,实则颇需商榷。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即这个“遗址”是否确实属于“洞玄观”?如果“遗址”所属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则“所获未见孙吴时期的任何遗物”就不能成为否定孙权曾为葛玄“立观”的理由。考《建康实录》及《金陵玄观志》等书,可知三国以来方山尚建有玉清观、玉虚观、岩栖观等其他道观,如建康实录记梁代大同元年此地曾置岩栖观,去(上元)县东南六十里,(唐)贞观六年并入洞玄观。金陵玄观志》又记玉虚观:在郭城上方门外,东城方山去所统朝天宫五十五里洪武门五十里东吴时建,茅屋(南)唐保大间始构殿宇万历十三年重修”该观所领小庙有龙都东岳庙,距玉虚观十里,明代正统年间建,万历十三年重修对方山的这种道观并存情况,王文亦有方山及周边地区的其他道观”一节予以说明。但对于“遗址”是否确属“洞玄观”这一问题,王文并没有进行讨论,仅据《大众考古》上《南京江宁方山南坡洞玄观遗址》一文就以为所获未见孙吴时期的任何遗物”。笔者查阅了《南京江宁方山南坡洞玄观遗址》一文,其内容确实没有提及孙吴遗物,仅罗列了南朝时期的一些瓦当、器物和神像残件,但是,该文也没有提及出土文物中有涉及“洞玄观”的证据。为此,笔者曾询问目前担任江苏省道教协会副会长、南京方山洞玄观主持的孙敏财道长,并请他向当时发掘该“遗址”的考古工作人员查询:出土文物中是否有涉及“洞玄观”的直接证据?孙敏财道长给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此看来,南京大学2012-2013年对该“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是否可以挂在显赫一时的“洞玄观”名下?实属一件颇值怀疑的事情。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总之,笔者认为:南京方山洞玄观与三国隐士葛仙公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否定,王志高教授以为洞玄观由吴帝孙权为葛玄建立只是一个传说,该观实际上始创于南朝的理由,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之处。虽然进一步的研究尚待来日,但笔者希望此文能对认识早期道教的分布状况有所裨益,同时引起学界对于方山洞玄观以及南京地区道教的研究兴趣。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许多疑问会变得愈加明白。

 

(“首届中国宗教史论坛”论文。作者郭武,云南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建康实录》卷二《吴•太祖下》,《四库全书》本。按:《舆地志》在该版本书中实作“《地舆志》”。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五《祠祀志二•宫观》,《四库全书》本。

金陵玄观志卷八,《中国道观志丛刊》本。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孙齐:《唐前道观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4年)。

 刘岳云:《仙丹仙人,故洞玄观》,南京:《大众考古》,2013年3期。贺云翔、周桂龙:《南京江宁方山南坡洞玄观遗   址》,南京:《大众考古》,2014年8期。

 王志高:《关于南京方山洞玄观的若干问题》,太原:《史志学刊》,2016年5期。

《神仙传》卷八,《四库全书》本。

《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见《华阳陶隐居集》卷下,《道藏》本。另,陶弘景编《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又载:“太极左   仙公葛玄,吴时下演灵宝,下为地仙。”《道藏》本。

《元始上真众仙记》,《道藏》本。

《道教义枢》卷二《三洞义第五》,《道藏》本。

《道门十规》,《道藏》本。

 神塚淑子:六朝灵宝经見ぇる葛仙公》,见麦谷邦夫编三教交涉论丛(京都:道气社,2005 )

 另,该文又有钦伟译中文版,见成都《宗教学研究》2007年3-4期。

 邹毅:《葛玄与铅山葛仙山》,北京:《中国道教》,1994年1期。袁志鸿宁明伦:《葛玄——灵宝派在铅山玉虚观的传   承》,北京:《中国道教》,2000年5期。倪定胜:《葛玄、葛仙庵及其它》,南京:《江苏地方志》,2003年3期。陈刚俊:《葛玄浙东行迹考述》,南昌:《农业考古》,2017年2期。

 详见王志高撰《关于南京方山洞玄观的若干问题》第一部分洞玄观始创于南朝”。

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九天仙伯文始先生无上真人,《道藏》本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四库全书》本。

《三国志补注•魏书•武帝纪》,《四库全书》本。

《三国志补注•魏书•韦诞传》,《四库全书》本。

茅山志卷十,《道藏》本

建康实录卷十七《梁•高祖武皇帝》。

金陵玄观志》卷九。

 贺云翔、周桂龙:《南京江宁方山南坡洞玄观遗址》,南京:《大众考古》,2014年8期。